“小中產”的系統性風險

《小捨得》正在熱播，小升初雞娃的熱議一片沸騰。筆者匆匆看了幾集，內心感歎：這哪里只是雞娃的問題，明明是雞娃的“6個錢包”都出了問題，是一個家庭的“系統性風險”：爸媽們焦慮上火，兩家老人胡幫亂帶，孩子們情緒崩潰……

這也引發筆者的一些思考，比如，補習班盛行真的是教育問題嗎？一直被打壓的學區房真的是地產問題嗎？

有人說這是中產階層滑落的焦慮，有人說是教育機構販賣焦慮稅，有人說這是優質資源分配不均。這些討論都很有價值。但筆者更認為，教育焦慮，是有兩個層面，第一個是現實生活的層面——教育焦慮只是“小中產階層的系統性風險”的爆發點。

為什麼說是“系統性風險”？因為我們現在多是三四口的小家庭，抗風險能力弱，一個家庭在養育、生活的過程中，一件看上去不起眼的小事就極可能引起整個家庭的和諧氛圍的消失，甚至是經濟上的大損失。

就像《小捨得》裏反映的事件，都是蝴蝶效應的連鎖反應：

孩子一次沒考好，沒法進優質補習班；

沒法進優質補習班，媽媽外婆就上各種手段；

各種手段一上，引發家庭失和矛盾……

雖然有一些影視誇張，但現實裏也是如此。所以說那些教育焦慮、階層焦慮、學區房焦慮的，其背後真正的歸因，來源於：小中產的中年危機。

就像田雨嵐、南儷、夏君山這幾位家長都在35歲上下，她們，上有父母健康與養老問題，下有孩子養育和學習問題，中還有經濟壓力職業瓶頸問題。

這三座是每個中年人都難以逾越的大山。對“小中產”來說尤其如此。

夾心層的“小中產危機”

夾心層的“小中產”正面臨著三大危機。 

1.小中產的第一大焦慮源自“階層焦慮”，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害怕“階層滑落”。

《小捨得》裏的三個家庭，其實代表了兩類階層，以南儷、雨嵐為代表的“小中產”階層，和米桃家為代表的“底層”。

小中產，並沒有一個嚴格的階層、收入劃分，是一個相對且模糊的概念。就像劇中南儷、雨嵐，在職場上從事中層管理的崗位，頗豐的年薪制收入，也有購置房產汽車，但每月開銷、還貸、補習班等各類消費，一年到頭剩餘也有限。

小中產們要麼是從農村、小城市依託高考來到北上廣深，深感“知識改變命運”；要麼是本地土著，吃到了拆遷、買房早等紅利。

總的來說，小中產還是依靠勞動收入的體面“打工人”，而不是依靠資產性收入的 “富裕階層”。他們的上層，是職場高管、在一線城市有多套房產、有股票各類分紅、每月僅靠資產收入就已財務自由的“富裕階層”。而他們的下麵，就是像米桃一家的城市底層。

上去不容易，下落很簡單。可能是健康、離婚、失業等等，任何一個因素都足以“階層滑落”。這讓他們無不卯足了勁，雞娃又雞自己。田雨嵐就是其中的代表，孩子補習的筆記都是她做的，其實她才是最累的那個人。對於這樣的階層，她沒有實力“佛系”。

另一位主角南儷自身家庭出身、個人條件都比較好，一開始是比較“佛系”的，但在“你佛系別人狼性”的內卷中，她也不得不“雞”起來。舉個例子，女兒歡歡的成績，但凡不是倒數，以南儷的條件和性格，沒有必要去“雞”，就是因為差距越來越大，讓“佛系”家長也不得不捲入內卷大戰。

因為“佛”，是“實力佛”，一窮二白的不可能“佛”，小中產沒法給孩子托底，也無法“佛”。你說如果托底就能讓小孩進市重點的，要那麼雞那麼狼幹嘛，誰不想好好做個人？

相反，高管、富裕階層，才是“實力佛系”。他們因為要麼自己忙事業沒空管孩子，家裏也有資產托底，只要孩子不敗家就好；要麼有大把的財力讓孩子快樂教育從小走“國際路線”，甚至聘請專門的家庭教師。

《深燃》前不久報導了一篇文章《住在有錢人家“雞娃”，我月薪2萬》。文中描述到，不少家庭教師都是博士、海歸背景，月薪可達5萬-7萬。富裕階層可以擁有優質學區、聘請專業人士管理孩子的學業。

但小中產拼盡全力，也只能給孩子一個不算太差的起點。正是深知社會車輪不停向前，稍有停頓就會被甩出。這種不安感，才會讓父母們不遺餘力地督促孩子學習，放在哪一代都是一樣的。

筆者那一輩的父母大多是50後，他們只讀了個初中高中就上山下鄉，那時候的初高中的學歷也是有很大水分的。人到中年，國企改制下崗，經濟曾遭遇困頓。和劇中小有心機的蔡媽一樣，他們和“知識”擦肩而過，又混了很多人情道理。但他們大多樸實，小時候叨嘮我們學習時只會說一句“爸媽沒有文化，你要好好學”，然後就埋頭在我們做作業的時候，煮餛飩下餃子。

像我們這些80後讀書尚在90年代、00年代，教育、財富較為均勻的階段，階級分層尚未形成。社會的競爭氛圍不濃烈。而現在階層分層明顯，從成人到小孩都極具競爭意識。劇中用“軍備競賽”比喻，也是不為過的。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在近些年的互聯網時代裏有了愈演愈烈之勢。

2.小中產的第二焦慮源自健康和養老。

《小捨得》裏有很多代際問題的表現，比如南父、蔡媽，顏家的爺爺奶奶等。在深度老齡化、少子化的今天，80後的雙獨子女壓力巨大，在30來歲剛生育之際，父母尚年輕，給小家庭帶來很多幫襯。但80後已年至四十，父母日漸年邁，健康與養老就成為很重要的問題。

但這不是本文重點，就不再展開。

3.小中產的第三大焦慮源自“職場焦慮”。

筆者重點要講的是“職場焦慮”。在劇中不論是“主動雞”的田雨嵐，還是“被動雞”的南儷，她們自己也面臨著嚴峻的職場危機。前者在一家老舊的百貨商場裏做著可有可無的崗位；後者雖然職務是總監，但其實也遭遇職業天花板。

在現實生活中也是一樣，雞娃的父母往往也正在面臨巨大的職場壓力。

他們多位居企業的中層管理崗，是“小中產”的龐大人群。因“35歲魔咒”在職場上進退維穀。比如南儷，美麗大方的職業女性，在劇中沒有得以晉升，表面原因是學歷問題。

實則是，35歲的老員工正面臨知識結構老化、能力精力夠不上，被來勢洶洶的“後浪”們無情追趕。當年小中產們大多也曾是因高考脫穎而出“幹掉一票人”出來的，更加深諳知識更新的道理，以及社會達爾文規則，所以才會全力幫孩子打造競爭力。

然而這份“職場焦慮”就得怪家長不懂“自雞”嗎？很多人調侃“雞娃不如雞自己”，是因為家長自己沒有學習成長才一味逼孩子嗎？

筆者認為，事情沒那麼簡單。不是家長沒有“雞自己”，而是因為我們當下很多職業，多屬於低薪低技能，創新力不夠，重複率太高。

筆者曾闡述過這種情況，現代經濟的職業崗位處處皆是“青春飯”的現象。以筆者所在的房地產行業為例，更加如此。人才諮詢機構北森曾統計過，54%的地產中基層人員年齡在35歲以下。其中湧現了許多年輕的中基層管理者，20多歲當專案總，30歲當城市總、35歲當區域總早就不是傳說了。所以說40歲沒有在集團混到一定地位，就面臨著邊緣化狀況。

但你說，這得怪這些“35歲的中年人”缺乏創新嗎？

不是！創新不僅是個人問題，也是模式和體制問題。絕大多數房企（也包括其他行業的絕大部分公司）都是控制型管理模式。在控制型管理模式中，高層領導層負責審批絕大部分的決策，指導過程，選拔人員。從中層到一線只需將領導的決策和執行落地執行即可。大家都是老老實實當一顆螺絲釘就好。相比創新，房企更看重的是員工的絕對執行力。

就像劇中夏君山為代表的建築設計師一職，似乎看上去很清流。但是能發揮自我創意的“頂流頭部”只是鳳毛麟角，大部分設計師就是不斷標準化複製和套稿。在地產行業裏，哪怕像設計師這樣看起來很專業、追求創新、經驗要求很高的工作，其實也是傾向於更能熬夜加班的年輕人的“青春飯”。

並且伴隨5G、AI、人工智慧的新生產力崛起，技術會越來越獲取高智力、高技能工作，大部分人都會從事低薪低技能的崗位，勞動的回報率會越來越低。

所以面臨職場競爭的家長們，更理解知識、技能的重要性，會讓孩子一出生就打通關、省重點、985、碩博，只為謀取一個不易被取代的崗位。 

現實生活中，大部分家長還沒有意識到這種技術憂患，但其實已經無形中深深影響著大家。那種害怕像社會齒輪零件一樣滑落掉的恐懼，正在成為我們“雞娃”的動力！

全球化的教育焦慮

上文寫的“小中產危機”只是一個現象，是現實生活的層面。另一個層面，會發現這是一個全球化存在的問題。以韓國為例，韓國這幾年房價瘋漲，首爾江南地區的其本質是經濟低增長競爭內卷下，人們經濟生活、精神狀態的縮影。這種危機，在別的國家也多有存在。

大峙洞尤其厲害，因為大峙洞學區好、補習班多。這裏深夜都燈火通明，因為孩子們都在補習。韓國還有恐怖的“考試院”文化，有很多黑色漫畫、恐怖電影都以“考試院”為靈感。

前兩年有一部韓劇《天空之城》也是將這種“軍備競賽”的思想描繪到極致。並且劇中的家庭已經不再是“小中產”，而完全是屬於韓國1%的富裕豪門，但劇中的媽媽們對孩子的學習也是無所不用其極，用盡一切手段讓孩子考上韓國前三的大學，一代代地在天空之城住下去，也就是“階層保衛戰”。

天空之城的名字——“SKY”，指的就是韓國排名前三的首爾大學（S）、高麗大學（K）和延世大學（Y）的縮寫。

劇中有各種誇張的細節比如家裏的裝修、家居佈置符合學習環境，連室內溫度都要被精心調控。但就是在這樣精心打造的“天空城堡”裏，充滿了背叛、謊言、自殺甚至是謀殺。

孩子被精心設計的“學習鏈”打造出來，進入了人們羡慕的名校。但與此同時，孩子們的心靈問題、精神狀態也陷入扭曲，讓家庭墮入了地獄般的惡性循環。

寫到這裏，有人或許會說，中國、韓國都是東亞社會，是儒家文化造就了“雞娃”的人群，走“國際路線”就會快樂輕鬆很多。是不是這樣呢？

其實這不僅是儒家文化的體現，教育焦慮是全球化存在，包括英美國家。

《愛、金錢和孩子》一書裏提到，育兒和教育焦慮幾乎是全球化的現象，伴隨全球的低出生率少子化、小家庭取代大家族的崛起、密集的“直升機”教養方式在全球興起。

書中第一句話，寫道，“在不平等的時代撫育子女”。作者研究了各國各時代的經濟獎勵、約束政策，以及經濟和政策是如何影響不同國家的育兒方式的。書中還發現，當下中美的父母越來越集權、專斷、“育兒戰爭”也日益激烈，而北歐國家則寬容輕鬆。

用書中的觀點來說，就是中美處於高不平等社會、教育的回報率高，所以父母對教育更加集權投入，他們更願意去向孩子灌輸“出人頭地”的理念。《小捨得》的劇中多次提出“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樣的臺詞。背後也是一樣的邏輯。而北歐國家處於低不平等社會、教育回報率也低，所以父母比較寬容仁慈。

如果上升一個維度去思考，教育焦慮的背後，是因為全球陷入了的“低增長”內卷和急劇的分化中。教育焦慮背後真正折射的是社會貧富的急劇分化。用疫情後媒體對世界的形容，全球正處在“K型社會”階段——世界正在被撕裂：一部分人不斷上行、大部人不斷下行。

K型社會新機遇

對於K型社會，大部人是悲觀的。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就用“無用階級”來形容未來社會。這樣的形容過於悲觀，畢竟現在大家還處在“弱人工智慧”階段。但我們要面對現實，在未來長期，我們一方面不得不面對低薪低技能工作；但另一方面也會倒逼創新。

各行各業集中度都在提升、極度的標準化、流程化讓普通崗位都是執行崗，沒有多少創新的空間；但另一方面，服務這些大企業的過程中，也會有大量“小而美”的公司崛起，生產出很多個性特色、極致化的品質內容。

而極致、個性化的服務恰恰和目前標準化範本下的教育背道而馳。這些服務來自於深刻的洞察和巨大的同理心。

在《小捨得》中，讓人毛骨悚然的恐怕不是成人之間的教育焦慮，而是孩子之間的鄙視、狡詐和系列政治化手段。其實小孩之間的“政治”比大人更誇張，因為成年人還有理性和權衡利弊，孩子才真正的會“不擇手段”。這些“不擇手段”的背後，就源自於同理心、同情心的消失。

就像東野圭吾的小說《拉普拉斯的魔女》裏的故事，一個科學怪人去殺人，只是為了自我的科學實驗，因為平凡的“他人”在他眼裏，就如同一個普普通通的原子、一堆起反應的生化元素。

我們未來是不是會迎來這樣的“超人社會”呢，到處是高學歷、高智商、強邏輯的人們，像AI分秒不差地生活著。但於此同時，逐漸喪失了一個人作為“人”的能力，同情同理心感受力的消失，喪失了戀愛的激情和熱情，喪失了熱愛，並無法投入與奉獻。

上述這些恰恰不是標準化的學習獲取的，而是源於古老與傳統，源於愛和本能，源於古希臘的諺語“認識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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