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目前最值得關注的問題依然是疫情發展，疫情每天都在動態變化之中。

兩個多月前，在G30（Group of Thirty）關於疫情及其對策的視頻研討會上，我提出，疫情將使得某些經濟活動，特別是需要人員接觸的服務行業，陷入暫停狀態。如果疫情能夠被克服，就可以放開暫停鍵，後來有人把疫情衝擊總結為“大暫停”。

在那場會議上，G30中的一些西方代表認為，不用擔心發達國家的疫情擴散，發展中國家更值得擔心，特別是非洲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醫療衛生科技落後，一旦出現問題將會非常危險。

但我當時認為，未來疫情蔓延的實際情況不一定如此。後來我們看到，在5月份至6月初，西方國家的疫情反而更加嚴重。但西方國家的預言也命中了一半，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如巴西、印度、俄羅斯的疫情發展確實非常猛烈。

“大暫停”的另一層含義是，雖然宏觀經濟政策有可能緩解疫情衝擊，但卻無法代替抗疫本身。只有在疫情得到控制後，社會隔離才能真正解除，因此我們需要特別關注抗疫的效果。

從中期來講，抗疫效果最終取決於疫苗；但從短期來講，由於各個國家抗疫措施和政策傾向不同，抗疫效果也存在巨大差別。新興市場經濟體中，特別是拉丁美洲、中東和南亞這三個地區，確診病例上升猛烈。中國的數據最開始排名第一，有8萬多例確診病例，到後期逐漸下滑，現在中國的數據排在25、26名左右。中期，西方發達國家的確診人數排名靠前，後期被新興市場經濟體反超。

大家往往關注疫情嚴重的國家，但很少關注確診人數少的國家。韓國共有一萬多名感染者，日本共有兩萬多名，和西方國家相比，日韓的疫情暴發程度相當緩和。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南部的鄰國，如越南、老撾、柬埔寨、緬甸等，這些國家疫情感染人數非常少。到目前為止，越南感染者382例，因疫情死亡0例；緬甸感染者399例，死亡6例；柬埔寨感染者171例，死亡0例；老撾感染者19例，死亡0例。和全球大部分國家相比，這樣的疫情表現是非常突出的。但跨過緬甸南部邊界到南亞地區，疫情則較為嚴重，如孟加拉感染者達20萬人，印度達100萬人，巴基斯坦接近30萬人。

可見，亞洲的各個發展中國家受疫情影響的差別很大，這一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觀察、研究與思考。總體而言，在制定經濟和金融政策時，首先需要觀察抗疫的情況。

第二，在宏觀經濟政策回應方面，大家往往關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短期效果，但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往往面臨著中短期影響的兩難選擇。因此，政策的中期效果同樣值得關注，需要對此展開進一步的研究與論證。

第三，疫情將會對微觀經濟產生重大影響。疫情之後，企業和家庭等微觀主體的行為模式和需求模式將會發生較大的變化，對此要進行充分的預先研究，才能較好地加以應對。

第四，微觀變化和結構性變化相互關聯，疫情之後，我們將會看到與想像中不同的結構性變化。在研究和制定政策時，應當避免一味追求恢復之前的狀態。結構性變化主要是以下兩點：

首先是疫情之後，人們更加傾向於“數位化生存”。數位化生存是上世紀90年代《Being Digital》一書提出的概念。今後，在生活方式、交流方式等各個方面，數位化趨勢將會更加突出。

其次是ESG（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理念將更加深入人心。ESG在市場行為和決策方面的權重將會有顯著提高，需要充分重視這一變化。在宏觀層面，總需求的提升不僅是恢復疫情前的需求，同時要在新的領域中，如ESG領域、綠色發展領域，謀求新的增長點和新的需求。

第五，關於對外開放。此前，在中美貿易摩擦中，中國堅持了正確的選擇，中央強調“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疫情發生後，一部分國家選擇了保護主義的道路，對疫情以及超越疫情的的許多問題採取了“甩鍋”的態度，形成對比的是中國選擇繼續擴大開放。但在未來進一步開放的過程中，我們也需要認真考慮以下問題：

首先，選擇“甩鍋”、採取保護主義措施的始作俑者必然有錯在先，但另外一方是否必然跟隨著選擇報復？從維護民族尊嚴，從外交和政策的層面考慮，一定的反擊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報復也可能會影響到開放程度，可能會使得全球化和多邊主義面臨更加複雜的局面，因此需要做好分析和權衡。

此外，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挑起一系列事端，開啟了“以國家安全為名，行保護主義之實”的先河。我國也高度關注國家經濟安全和其他方面的安全，但如果“安全仗”持續進行，也將對開放程度產生影響。

在對外開放方面，我們需要做更細緻的研究和權衡工作，要以更加開放、更加支持全球化和多邊主義的態度，迎接疫情和後疫情時代的挑戰。

第六，金融穩定方面。歷史上約80%的危機起源於實體經濟方面的問題，並最終反映為金融危機。

例如，美國房地產政策失誤引發的問題，反映在了次級貸款上，次貸危機則迅速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可見，實體經濟問題容易導致金融問題的加速暴露。

目前來看，疫情對實體經濟產生的衝擊，並沒有在第一階段對金融領域造成太大的影響，並沒有發生金融危機。但我們依然需要提高警惕，回顧歷史可以發現，實體經濟危機很可能衝擊金融系統，造成金融不穩定，而金融不穩定也將反過來進一步惡化實體經濟，形成惡性循環。因此，需要在研究和制定政策時對金融穩定問題未雨綢繆。

第七，疫情對金融基礎設施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方面，“數位化生存”在金融領域的重大變革，可能主要體現在支付模式上。新形勢之下，對於數位化支付系統的需求會更大，這方面可供應用的技術創新也更多。在支付系統方面，未來可能面臨著很多機會，需要加深研究。

另一方面，金融基礎設施的覆蓋範圍要更加廣泛。需加緊鞏固金融基礎設施，減少問題、提高效率，為新的經濟增長發展模式做好準備，提供新的支撐。

此外，由於數位化生存和未來人與人接觸頻度的變化，今後我國金融業的就業模式也可能會發生巨大變化。

（作者系中國金融學會會長、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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