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大咖專訪，由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教授吳飛、興業銀行私人銀行部總經理戴敘賢以及中倫律師事務所合夥人賈明軍，分別從不同角度與大家一同探討了疫情下對財富管理與資產配置的思考。

疫情對於家庭日常財務狀況的影響

吳飛：很顯然，疫情導致的停工、停產、限行等等，給普通家庭的收入造成了負面影響，特別是對於工薪以及工商個體戶來說，他們的收入無疑是下降的，但家庭支出是相對固定的，特別是對於長期負債，如房貸、車貸的這一部分家庭影響非常大，也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大家開始思考是否應該適當購買一些商業保險，或是為家庭準備一定量充足的現金？甚至也關注到了家庭負債結構，以便做好長期規劃，為未來可能發生的影響做好壓力測試。實際上，這些因素都跟財富管理中的長期規劃和風險管理相關，也往往是中國家庭很容易忽視的核心點，也是財富管理的重要核心。

高金和美國的家庭理財曾經做過一系列研究，我們從中發現中國的中產、新富人群往往缺乏長期財富規劃，忽略了財富目標和財務實現時間表。所以，從嚴格的財務規劃標準來看，真正有財富規劃的只有5%的人群，而財富規劃的存在對於整個家庭實現財富目標以及資產配置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比如說，沒有財富規劃的投資者實現財富目標的現金只有41%，但是有財富規劃的投資者，這個現金比例就上升到75%；擁有財富規劃的投資者往往持有更加均衡、更加合理的投資組合，比如說他們的投資更加多元化，使用了更多的理財工具，獲得更多財富諮詢。從某種方面來說，也是幫助他們在面臨風險的時候，降低風險對資產配置的影響。

對於另外一部分擁有相對比較充足現金的中國富裕家庭來說，疫情對於家庭的資產配置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影響，因為中國的富裕家庭在資產配置中有一個非常明顯特徵就是過度集中，缺乏多元化。比如說，中國家庭財富配置和美國家庭財富配置比較，可以看到中國的家庭普遍把大部分的資產，78%的資產配置到房地產相關的資產當中。相對而言，美國家庭更多配置到金融資產，配置更具多元化。

本次疫情中，一手房、二手房受疫情影響，交易大量下降，如果配置在商業地產，這個損失更嚴重。這個情況不僅僅在中國發生，在美國當年發生H1N1流感的時候，在高峰期美國各類資產出現大量回撤當中，回撤比較大的資產就是房產。所以任何的時候，如果過度將資產配置到某個單一資產，就很容易受到黑天鵝影響，可能會對這些集中配置的資產產生“致命”影響。

另外一個配置特點，很多企業主家庭會把主要的資產配置到企業當中。數據顯示，中小微企業絕大多數無法承受停工三個月損失，可能導致企業破產，甚至破壞家庭資產安全。對大型企業來說，同樣是受到嚴重的影響。一個對大中型企業的調研報告顯示，認為疫情對於企業有影響甚至嚴重影響的看法比例高達57%，50%的大中型企業認為他們的全年營收目標會下降10%到50%；也有23%的大中型企業認為他們現金流也只能維持三個月。所以，如果把主要資產配置到企業資產，就很容易受到像疫情這樣的黑天鵝的致命打擊。

有人認為如果進行投資股票，情況可能會稍微好一些，因為確實年後股市有一輪上漲，導致一部分財富的效應，也給我們深受疫情影響投資者一部分安慰。但是當疫情全球蔓延情況下，全球股市齊齊下跌，中國A股出現過山車行情，也出現巨大波動性。所以如果我們把資產配置到股票或者相對投機方法追逐熱點，也很容易會遭受到巨大損失。

通過這次疫情，我認為使得中國家庭做資產配置的時候面臨著一個嚴峻的大考，希望很多家庭也能夠開始理解到資產配置中的一些理念需要發生變化。比如說，我們要減少過度集中，增加多元化。另外，中國家庭做資產配置的時候，相對比較關心收益而忽略風險管理，這也導致了對我們資產配置的損害，所以未來一段時間，大家可能開始意識到資產配置也需要風險管理。

另外，近日網路報導了“疫情後最想做的事”，其調研結果發現，有47%的女性認為疫情幫助她們認識到了增加存款的重要性，增加家庭存錢的重要性。這也體現了理財觀念的變化，更加進行提前規劃，來增加一些風險的防範。

還有一點就是中國家庭做資產配置的時候，往往缺乏對於保障型、基礎型資產配置的理念。因為大部分的海外家庭會將他們資產的20%甚至20%以上，配置到各種各樣的保險中去。但中國對於這類資產理念還有一定保留，所以這也是未來大家需要去考慮的，應對各種可能潛在發生風險最有用的一種工具就是基礎保障型資產配置。

疫情的非財務類因素影響

吳飛：關於非財務類因素影響，可能疫情最直接影響的是大家的心理健康。這裏有一個在2004年的研究報告，該報告以SARS康復者在康復以後，在後SARS期間表現出來一些心理因素作為研究主體，報告發現很多SARS康復患者出現一些不同程度的心理問題，比如非理性焦慮、恐懼等，這一方面跟他們服用藥物相關，另外一方面也來自治療過程中所受到的負面心理因素影響。

相對於2003年SARS來說，今年新冠疫情甚至要更為嚴重，傳播速度更快，傳播面更廣，資訊傳播的便捷也導致了很多負面情緒，對於疫區的人來說，自己感染、家人感染去世會造成非常巨大影響。另外，前期醫療資源不足、經驗不足所導致的絕望、恐懼情緒，會給個人以及家庭造成長期的深遠影響。對於非疫區的人來說，由於過度關注疫情相關的負面資訊，可能導致受到比較大的心理衝擊。

同時，對於家庭關係可能也會產生影響。很多城市的婚姻登記處的離婚預約已經出現爆滿，出現一個非常高的離婚潮，在具體大數據研究中，我們也發現在08年汶川地震以及04年SARS發生以後，離婚率和結婚率都有所上升。

當然有很多經濟原理可能會解釋這個現象，比如經濟學分工理論認為婚姻當中也存在分工現象，因為疫情使得分工不再明顯，而且收入差距也發生了變化，打破了婚姻平衡，也就出現了一些矛盾；此外，壓力理論認為本來家庭矛盾是可以通過各種方式解決的，但是在面臨外部壓力的情況下，人們會把一些矛盾放大，導致解決問題的難度增加，產生更大矛盾。此外，也有好的方面比如依附理論，大家都面臨危險和壓力的時候，可能會互相依附，或者尋找另一方的依賴來獲得安全感，這就導致婚姻和家庭關係更加緊密。

總的來說，我認為應對疫情影響的措施，對個人來說首先最主要的是要限制資訊流量，資訊過度會造成資訊負擔，資訊疲憊會衝擊我們心理；出現心理問題的時候，要儘量尋找傾訴和宣洩的出口，必要的時候尋找心理干預。

從社會這個角度來說，我們應該提倡良性引導，提倡一個正確的議論環境和示範行為，來降低對心理的影響。經濟學中還有一個“個人壓力成長理論”，類似我們談到的反脆弱性。這個理論認為壓力其實是可以幫助我們進步的，對於家庭關係也是一樣。因為疫情帶來的壓力可能導致大家共同面對暴露出來的財務、非財務問題，這也是家庭成員共同成長、互相依賴、積極溝通並且幫助我們渡過難關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從樂觀的角度看，疫情也許會給我們中國家庭財富管理補上一門課，也會倒逼部分中國家庭摒棄一些落後的財富管理理念，去尋找新的方法論和更加專業人士的幫助。“時代的一顆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對於家庭財富管理來說，我們只有做好精神和物質兩手準備，才能有機會在疫情這座大山面前順利翻越，而我們每翻越一座山，每多行一段路，也會幫助我們在未來走得更遠，祝願每一個家庭都能做好風險防範和應對，在戰勝疫情之後還能收穫更多關於家庭財富的思考。

深度對話

吳飛：從戴總的角度來說，您所觀察到中國家庭資產配置除了相對比較集中，缺乏多元化之外，是否還有別的特點？這樣的配置特點跟他們本身的理財或財富管理理念上有什麼關係？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特點？

戴敘賢：從國內財富管理行業發展現狀來看，在以追求資產規模擴大增長為目標的前十年、二十年的行業發展初期，以及成長壯大的歷程中，這確實是許多財富管理機構的一個經營目標。但是近幾年隨著財富管理行業競爭的加劇和投資者風險理念的加強，風險意識也在逐步加強和優化，一部分財富機構從追求代客管理的AUM增長逐漸轉向公司專業能力和品牌建設，把這方面作為財富管理機構一個經營目標，當屬國際品牌專案，如摩根大通、睿信、寶盛集團，國內也有一些商業行回歸價值投資理念的投資顧問服務。

其實國內的財富管理目前涵蓋了財務的規劃，投資組合，還有一系列綜合金融配置的代客投資諮詢顧問服務，這些機構也是商業銀行、證券、基金、保險、信託還有這幾年成長起來的互聯網金融，還有更大的一個群體是民間非金融的財富管理機構，數量上已達上萬家，但客觀的講，行業的發展也確實良莠不齊。

剛才您提到現在中國高淨值客戶的整個資產結構中，有70%-80%都是不動產房地產投資，這也符合現狀，中國改革開放近四十年，因為房地產資產價格的上漲，還有一定資產泡沫的存在，大家覺得房地產投資確實是前幾十年最好的投資收益。

但隨著近幾年國家宏觀政策、產業政策的調整，一些投資者在資產結構的調整上對原來剛性結構已經做了優化。有數據分析和觀察顯示，其實從去年下半年中國俗稱“千萬富翁”的高淨值客戶群體，已經成為賣豪宅的主要群體，這體現了他們在資產配置上已經產生變化。

我個人認為，對於現在的高淨值客戶，從我們商業行私人銀行部的角度來看，尤其是興業銀行私人銀行部的理念，我們傾向於堅持和引導客戶接受一種當期與長期均衡的策略，尤其是這次疫情出現之後，會對國內居民未來的生活模式產生比較大的變化。但是對於高淨值客戶在財富管理尤其是資產配置，比如週期的選擇與搭配、流動性強與流動性弱的資產比例搭配等方面，應該也會產生變化，並且可能會加速國際化變化。

依照相關的財富管理研究公司的數據，到去年年底中國的高淨值客戶已經達到了四五百萬家庭戶數，非常龐大。其中超高淨值客戶，國際標準通常講的十個億以上美元家庭已經達到799個，比美國還多了173個，美國626個，全球共有2800多個。北京已經連續五年成為全球10億美元企業主居住之都，比美國多了110位；上海位居全球第三，有83位10億美元家庭資產的企業主居住在上海。

中國的高淨值客戶家庭財富管理的結構與國際上比較，確實有特有的中國特色。國際上高淨值客戶財富越大越是呈現金字塔形狀，而中國高淨值客戶呈現“兩頭大中間小”的獨特結構。這些千萬富翁中，企業主大概占到60%以上，專業投資人士17%，以及靠高薪收入的家庭（主要分佈在金融業和互聯網金融的高級從業者）；並且女性占比提高到了17.5%。他們在財富規劃的理念和投資偏好上確實也呈現比較大差異性。

但是我覺得差異性轉變的分水嶺很典型，就是我們國家頒佈的資管新規，在法律層面打破了固守幾十年的剛性兌付。所以，目前市場家庭財富管理的這些投資者，由原來無風險收益率為主導的配置理念，隨著資管新規和輿論的“吹風”，逐漸轉向價值投資，他們的風險理念也逐漸提高。所以這兩年關於家庭財富管理多元化的配置成為比較熱門的話題，尤其成為億萬富翁比較關注的話題。

疫情影響下，很多財富管理機構，商業行私人銀行部門，財富管理部門，還有一些證券公司財富管理部門，已經在重新檢視過去為客戶財富管理投資顧問諮詢理念，是否要調整。

一方面，引導客戶做多元化資產配置來分散風險，來避免由於某一個黑天鵝導致的市場資產波動，甚至連本金都受到巨大損害的波動情況的發生。另一方面，我認為客戶與機構之間以往的面對面交流方式也在產生變化。疫情之下，無接觸金融服務倒逼著金融機構加強線上服務科技開發，平臺支持以及從業人員服務方式的轉變。另外在客戶端，以前這些千萬富翁客戶要在裝修最豪華貴賓室面對面交流，以體現尊貴感，這次疫情之後客戶也在理念上有所改變，他們更喜歡線上視頻、微信等線上交流方式。所以我覺得後疫情時代在家庭管理、財務管理機構、客戶端需求等產生著比較大的變化。這是第一點。

這兩年來包括疫情發生之後，我認為客戶在投資理念和財務管理理念也有很大進步。一個是投資決策慢慢由本來的靠自己理解，轉向依賴於身邊少數理財顧問的建議，並且把財富交給自己認可的有專業能力機構去管理。我們研究了這兩年的十億、百億、千億企業主富翁以及一些企業家族辦公室，他們管理自己家族的個人財富主要還是信任自己的親戚，讓家族裏的人來打理，而這一塊也是一個不斷演變和變化的過程。我相信隨著市場的變化和風險的不斷出現，這部分人會慢慢接受把財富交給專業機構，如商業銀行財富管理機構、私人銀行部、券商基金，我認為應該很快能夠看到他們在選擇和資產管理上的變化。

我個人在這次疫情後還是建議投資者把自己的財富交給專業機構來打理。中國整個金融業的財富管理機構，這幾年來專業能力在提升，資訊也很通暢。第二，現在從業人員也年輕化，大部分有留學背景，專業能力跟國際上的差距越來越小；中國的財富管理人員還有一點有優勢就是比較接地氣，比較能瞭解中國家庭財富的實際情況和投資偏好。另外，國內相對比較穩健，目前還沒有完全依賴模型或者某一個因數來決定投資配置的最終決策。

第二點建議，目前疫情對中國整個金融資產，它所產生的一些風險的暴露還沒有顯現，暴露一定是滯後的，可能半年或者是今年之內會顯現。所以我覺得未來平抑風險，更要交給專業人打理。

第三點建議，我覺得目前的配置，利率確實也處於下行的一個週期，從全球上看尤其是最近美國隔夜利率已經接近零了，美債利率也已經是零點幾了，這在短中期內是趨勢性的，國內是不是低利率我不敢說，但確實是出現了一個資產低收益週期。所以我個人建議財富管理客戶，在疫情階段的資產配置要多元化。理財買長不買短，炒股不如買基金，我覺得至少這兩個比較通俗的話，希望成為大家疫情期間財富管理遵循的邏輯，週期長保證現在取得的配置高收益資產能夠延續，使整個管理週期收益比較穩定。

吳飛：實際上，無論是高淨值人群，還是普通、中產、高淨值家庭財富，不僅僅是在資產配置中會有變化，同時在全球機構服務或者服務方式這方面也應該有一個變化，應該更多依賴機構專業人士。因為未來重要的可能不僅僅是收益，更重要的是風險。在風險這方面，普通人肯定是比不上專業機構更好的技術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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