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下午，博鼇亞洲論壇舉行題為《世界經濟展望：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首場分論壇，重點討論2019年世界經濟可能面臨的一系列不確定因素，就各國如何應對提出解決方案。

“不確定性”之貿易政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張濤認為，貿易政策造成的緊張，給世界經濟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並可能產生不可預知的後果。就亞洲而言，如果美國對中國所有出口商品加征關稅，且加稅幅度高達25%，可能影響亞洲0.9%的GDP增速。

新加坡前副總理黃根成表示贊同。他說，中美談判結果的不確定性，會影響企業信心，影響消費者的信心，影響民眾的信心。不僅影響中美雙方，對新加坡這種與中美兩國有經貿往來的國家，對處於中國經濟供應鏈上游的國家，也會產生連帶的影響（Collateral Damage）。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對中美談判的前景表示樂觀。他說，目前來看，談判已取得很多實質性的進展。中美達成協議，不僅符合中美雙方的利益，對整個世界都是積極的。談判取得的進展，對雙方都有利，而非哪一方單邊的讓步。就中國而言，很多事情原本就是要做的。比如，此次剛剛通過的《外商投資法》，是此前三個單獨法律的整合和升級版。它的基本內容，如擴大開放、保護知識產權、契約精神、依法行政等，原本就是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一部分，是計畫之中的。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Kent Calder也認為，中美有望很快達成協議。這一方面是由於美國金融市場的脆弱性和美國政治週期的因素；另一方面，從更長遠的角度，中美關係對兩國、對世界干係甚大，雙方只能選擇合作，而不是對立。

“不確定性”之貨幣政策

張宇燕認為，相較於貿易，美聯儲貨幣政策是一種更大的不確定性。儘管美聯儲已經表示，今年很可能不再加息，“縮表”行動9月份也要暫停。但是，總體上看，美國貨幣政策仍處於利率中性化的道路上。美聯儲最近的表態，是否意味著美國的貨幣政策未來可能逆轉、重返寬鬆；這種變化對全球經濟、資產價格、大宗商品價格、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將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需要特別關注。

張濤說，美聯儲貨幣政策的不確定性，對全球GDP的影響可達到0.75個百分點。他希望，美聯儲能夠延續目前這種基於數據的、與市場的前瞻、有效溝通，使市場對美聯儲貨幣政策的走向心中有數。

“不確定性”之技術革命

日本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鈴木人司認為，不確定性分可知與不可預知兩種類型。貿易和貨幣政策問題是我們已知的，因而是可以管控的。比如，可以通過談判管控貿易衝突；可以通過與市場的良好溝通，提高貨幣政策的可預期性。真正的不確定性，是我們不知道或不可預知的，也就沒有辦法預作準備。技術革命就是這樣一種不可預知的不確定性。

技術革命是雙刃劍。以日本為例，人口減少、人口老齡化是日本經濟面臨的最大結構性問題。日本時下失業率已低至2.3%。未來十年，日本人口每年將減少50萬人，意味著失業率可能進一步下降到2%甚至1.5%。這個經濟學上看似很棒的失業率數字，恰恰暴露了日本人口縮減和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一個解決辦法，是充分利用人工智慧、機器人和自動化技術。但是，這個度很難掌握。人工智慧發展過了頭，可能反過來對勞動力市場造成過大的衝擊。日本未來的挑戰，是找到一個適度的平衡。技術運用得當的話，既可以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提高潛在增長率，又可以避免“機器取代人”造成的大規模失業。

黃根成說，我們不應該畏懼技術，而要以積極的心態擁抱新技術、新發明。新的技術讓我們在工作中更加得心應手，創造而不是減少了我們的就業機會。政治領導人應該發揮領導力，引導人民接受、學習新的技術、新的事物。政府要大力投資於教育、培訓，為民眾迎接技術變革打下基礎。

張宇燕也認為，從人類發展的歷史來看，技術越來越進步，但就業並沒有因為技術的進步而減少，而是越來越增加。技術進步與就業之間並不是此消彼長的關係，兩者並不矛盾。

張宇燕說，技術革命並不一定就是大家所關心的新技術、原創技術。它更有可能是對現有技術的重新組合和再利用。以工業革命為例。工業革命所使用的技術，比如蒸汽機，是早在工業革命之前就存在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並沒有創造新的技術，而是對原有技術的改良和重新利用。很多經濟史學家認為，工業革命不過是子虛烏有；所謂的工業革命，只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人們重新組合了原有的技術，改進了原有的技術，然後帶動整個人類的發展。

張宇燕指出，中國目前正處於一個關鍵的時期，勞動力成本迅速提高，需要用機器盡可能替代勞動力，以推動經濟的長期增長。

做正確的事：宏觀政策、結構性改革與技術創新

張濤強調，應對世界經濟的諸多不確定性，最重要的是做正確的事，不要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首先，要制訂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為包容和可持續增長創造環境。其次，必須堅持結構性改革，以改革應對勞動生產率放緩、人口老齡化等結構性問題。第三，創新是關鍵。在過去20年當中，ICT和各種新技術對人均收入增長的貢獻已占到三成。沒有比創新更好的辦法來推動增長。

就亞洲而言，必須繼續推動亞洲經濟的一體化。根據IMF的研究，如果取消所有的非關稅壁壘，在接下來十年左右的時間裏，亞洲整體GDP會增加10-15個百分點。

國際合作與“一帶一路”

波士頓諮詢公司董事長Burkner強調，黑天鵝事件是無法預知的，也就無從預防，唯一的途徑是團結起來，共同應對和行動。合作，是應對所有不確定性的關鍵。2008年金融危機造成的經濟衰退，沒有演變為30年代的大蕭條，就是因為世界各國攜手合作。中國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推出了大規模的投資計畫。歐美等世界主要經濟體也採取了積極舉措。

張宇燕指出，“一帶一路”作為國際合作的新平臺，具有十分鮮明的包容性，五年以來，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一帶一路”的持續推進，有利於解決世界經濟面臨的諸多不確定性問題。

義大利經濟發展部副部長Geraci談到習主席對義大利的訪問和中意簽署的合作備忘錄。他說，習主席羅馬之行十分成功。義大利作為七國集團成員，率先加入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是要把貽誤的時間補回來。在過去10到15年間，相比於德、英、法等歐洲國家，義大利和中國的商業關係落後了。義大利經濟的一個特點，是小微企業眾多。他們與中國的經貿關係，需要政府牽頭。這與法德英等國的情況是不同的，這些國家大企業多，不需要政府出面就可以和中國發展貿易。義大利的小微企業，需要這樣的政府間備忘錄提供支持。

Geraci說，歐洲國家是願意加入“一帶一路”的，希望抓住機會。義大利在這方面做個表率，是義大利作為G7一員和歐盟主要成員國重新發揮領導力的體現。領導力，就是要率先垂範。相信在意大利的示範之下，會有更多的歐盟國家與中國簽署類似的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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